裴子野

裴子野（469—530），字几原，祖籍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县），寓居吴兴故鄣（今浙江安吉）。南朝齐梁间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太中大夫裴松之曾孙。官至鸿胪卿。因曾祖裴松之于宋时任吴兴郡故鄣令而留寓，故宅在今安吉县境内。在朝廷任官十余年，默然静守，安贫乐道，仅起茅屋数间，妻儿常苦饥寒。晚年笃信佛教。著作甚丰，有抄合后汉事40卷、《众僧传》20卷、《方国伎图》1卷、文集20卷等。

人物生平

　　幼年时期

　　裴子野出生于世族家庭，曾祖裴松之，南朝宋太中大夫，曾为《三国志》作注；祖父裴骃，南齐中郎外兵参军，著有《史记集解》，都是著名史学家；父裴昭明，南齐通直散骑常侍。裴子野出生后母亲病逝，由祖母殷氏抚养。殷氏“柔明有文义，以章句授之”。不幸，在他九岁时，祖母也去逝了。裴子野悲痛万分，哀毁过人。

　　少年时期

　　裴子野聪颖早慧，勤奋好学，少年时代就以善于著述文章闻名。年轻时即开始步入仕途，初任南齐武陵王国左常侍，后为江夏王参军。南齐中兴二年（502年），父裴昭明去世，裴子野辞官回乡。正在这时，南齐王朝也被萧梁王朝替代了。

　　青年时期

　　萧梁初始，梁尚书仆射范云很赞美裴子野的文才、品行，准备上表推荐他，可惜未奏就突然去世了。当时文学家任昉颇负盛名，很多文人投靠到他门下，请求推荐仕官，唯独裴子野不愿走这条捷径，为此任昉很恼火，不在朝廷为他说好话。过了很久，裴子野才任安成王参军，兼廷尉正。廷尉是掌刑狱的机构，一次廷尉上奏一件判狱，裴子野不在场，同僚们代他签了名。谁知，梁武帝对此案很不满意，把办案的人全撤了，裴子野也在其中。有人劝他把事情真相讲明，可官复原职。裴子野笑着说：“丢官固然可惜，我岂能靠诉讼辩解当官呢？’他在家呆了很久，终无悔意。著名无神论者范缜在朝中任国子博士，与裴子野素未相逢，却很敬佩他的学识和为人，上奏请朝廷将自己的官职让给裴子野。朝廷以裴子野资历太浅为由，未予采纳。过了很久他才任尚书比部郎，仁威记室参军，后又任诸暨（今浙江诸暨）令。任职期间，以理取信于民，“百姓称悦，合境无讼。”数年后，裴子野被吏部尚书徐勉推荐为著作郎，掌修国史及起居注。后又兼中书通事舍人，掌中书诏诰，不久又迁中书侍郎。梁大通元年（527年）转鸿胪卿、领步兵校尉。中大通二年（530年），死于任上，终年六十二岁。

　　中年时期

　　裴子野仕官期间，忠子职守，任劳任怨，且为政清廉，是—尘不染的清官。他把朝廷的俸禄分摊给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，自己则与妻子恒苦饥寒，居住在数间茅草屋内，“唯以教海为本”。晚年信奉佛教，严守戒律，病重期间“遗命俭约，务在节制’。裴子野死后，梁武帝为之流涕，亲下诏书，称“文史足用，廉白自居。谥曰贞子”。据说过去，五品以上的官职才有谥号， 裴子野“以令望见嘉”破了先例。裴子野下葬，湘东王萧绎亲自写墓志铭，藏在墓葬中，邵陵王萧纶为他立墓志，立于墓道中，“羡道列志， 自此始焉”。子裴謇，官至通直郎。

文史足用

　　宦海沉浮 几起几落

　　裴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、祖父裴骃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。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，裴子野从小就对史学极感兴趣，三十岁左右，就将沈约写的史书《宋书》删撰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此书一出来，立即博得朝野上下一致赞赏，连和裴子野打过笔墨官司的沈约本人，见后也自叹不如。除《宋略》外，裴子野还有《众僧传》、《续裴氏家传》、《方国使图》等著作行世。可惜这些著作都已亡佚，未能流传下来。裴子野虽然是以史学和文学成就闻名于世，但他一生所担任的公职，绝大多数却是秘书官职。他宦海生涯三十多年，其间只到诸暨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县令，其余所担任的参军、录事参军、记室参军、左常侍、尚书比部郎、中书通事舍人、中书侍郎等，都是秘书官职。当然，裴子野的仕途并不平坦，刚开始担任公职的十几年内，宦海沉浮，几起几落，得意时少，失意时多。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，由于受到梁武帝的赏识和器重，他才得以充分显示和发挥自己的才干和作用。

　　才华初露 无不叹服

　　裴子野被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，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，是吏部尚书徐勉直接向皇帝推荐的。在此之前，尚书仆射范云、中书郎、国子博士范缜，也都推荐过他，范缜甚至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给他。由于裴子野官位低，资历浅，用人部门都没有同意。梁武帝对裴子野的名声虽然早有所闻，这次经徐勉推荐，也说得上是破格任用了他，但在使用上，起初却不怎么放手。后来由于裴子野在工作中显露了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干，博得梁武帝高度赏识和器重，梁武帝才对裴子野刮目相看并予以重用。

　　有两件事给梁武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第一件事是裴子野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后，西北边界外有两个叫白题和滑国的小国派使者到梁朝来进贡，由于和这两个国家好几代都没有交往了，朝廷里无人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来历，甚至连是否有这两个国家都不清楚。裴子野却引经据典道：“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。服虔注云：‘白题，胡名也’。又汉定远侯击虏，八滑从之，此其后乎？”其博识如此，众人无不叹服。梁武帝于是命令裴子野撰写《方国使图》，对邻小国家广述怀来之盛，“自要服至于海表，凡二十国”。

　　第二件事是梁普通七年（公元526年），梁武帝发动北伐战争，进攻北朝的魏国，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。他援笔而就，很快完成了任务。为慎重起见，梁武帝又把尚书仆射徐勉、太子詹事周舍、鸿胪卿刘之遴、中书侍郎朱异等人叫到寿光殿来，要他们认真斟酌修改这篇文稿。这些人既是朝廷大臣，又是公认的文书大手笔，他们看后，竟没有一个不说写得好的。这样，梁武帝自然放了心。他久久地注视着裴子野，深情地说：“看你的样子是这样赢弱，文章却写得如此雄壮。”接着，他又吩咐裴子野，赶快再去写一封信给北魏的宰相元叉，以晓喻大义。这时已是深夜，裴子野说天亮就可交稿。但还未动手，五更鼓声就已敲响了。而梁武帝这时又派人来催说：“赶快把稿子送去！”裴子野于是操起笔，黎明时就写好了。梁武帝读后，深为叹服。

　　从此，朝廷所有的符檄文件，都由裴子野起草。

　　文史足用 廉白自居

　　说到裴子野学识的渊博，不能不再带上一笔。裴子野是一个著名的文人学者，因此同他交游的人，也多半是些学界名流。文人相轻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，然而当时那些博览群书，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学界名流如刘之遴、刘显、殷芸、阮孝绪、顾协、韦棱、张缵、肖劢等人，对裴子野却极其推崇和叹服。他们在一起讨论古籍时，每遇意见不合，“咸折中于子野”，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见为判定是非的标准。裴子野博识的程度，由此可想而知了。

　　裴子野受到时人的推崇，当然还有别的原因。比如他文思敏捷，起草文书，倚马可待，一挥而就。还有他那简练朴实的文风，也是人们推崇的一个原因。南北朝时盛行骈文体，这种文体偏于形式，堆砌词藻，空尚浮泛，不切实际，过分讲究对仗和声律，表面上看十分华丽，读起来也琅琅上口，但很不实用。时人随波逐流，文风败浊。裴子野却不然，他作《雕虫论》，对文章的注重藻饰，表示极大的不满，主张作品应做到“劝美惩恶”、“止乎礼义”；对繁文要“删撮事要”。他不仅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他对《宋书》删繁就简，压缩成二十卷的《宋略》，是他实践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。后来他成为皇帝的秘书，起草公文也是直陈政事，不尚丽靡之词，摒弃形式主义。他写的公文虽然首尾贯通，颇具气势，深得梁武帝的赏识，但由于与当时的文风有明显的差异，因此还是招来不少人的非议，有的甚至为此而指斥诋毁他。裴子野全然不顾，坚持走自己的路，到最后，就是指斥诋毁他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认公文应当这样写，于是更加敬重裴子野。

　　更难得的是，裴子野的个人品德和修养，也堪称古代秘书人员的楷模。

　　南北朝时期，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，是十分重要的。朝廷的事权可以说大都落在这些人身上。他们在皇帝左右，可以直接代皇帝发布诏令，有的甚至分别担任各部门的政务，尚书反须受其指导，因而“势倾天下”。裴子野在中书省工作十几年，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，后来梁武帝又很赏识器重他，说他是个大权在握的人，应不为过。但他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，从不用它来谋一己之私利。据史书上记载，他为官清正廉洁，不谋私利，从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，或请求解决什么困难。他的外祖母家里和表兄弟家里生活十分穷困，他就拿自己的俸禄接济他们。由于俸禄大都给了亲戚，自己家里的生活也就过得相当艰难。他生活俭朴，淡泊自守，终身“饭麦食蔬”，以致妻子“恒苦饥寒”。对于妻子的叫苦，他总是温言劝喻。说来更让人难以相信，他在朝廷里当这么大的官，家里却连住房都没有，后来借了两亩官地，建了几间茅屋，才得以栖身。他的孩子和侄子，对他“奉若严君”，十分敬畏。他去世前，还反复告诫子女，要“俭约，务在节制”。其高风亮节，连梁武帝都十分感动，闻其死讯而流泪，下诏即日举哀，赞誉他“文史足用，廉白自居”。

　　清高自爱 堪称楷模

　　像裴子野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，不要说在南北朝这样一个生活奢侈腐化，官吏贪污成风的社会里不多见，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，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大概有三个原因。一是他信佛；二是家庭的熏陶和影响；三是他注重自我修养。

　　南朝佛教流行，很多人相信“因果报应”，迷信“来生”。认为今生多受些苦难，死后就不会被打入地狱。裴子野笃信佛教，于是“持其教戒，终身饭麦食蔬”。裴子野的父亲裴昭明，是一个当官清勤、不置产业的人。据《南史》记载：裴昭明历郡皆清勤，甚贫罄。齐武帝曰：“裴昭明当罢郡（太守），还遂无宅，我不读书，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。”裴昭明自己也常对人讲：“人生何事须聚畜，一身之外亦复何须。子孙若不才，我聚彼散；若能自立，则不如一经。”故终身不置产业。俗话说，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。裴子野为官清正廉洁，受其父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原因。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注重自我修养。《南史·宋本纪》载：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（公元445年），一次宴会前，宋文帝“敕诸子且勿食”，说是到时将赐给他们丰盛的肴馔。天色已晚，而“食不至”，皇子们皆面露饥色。宋文帝这才告诉他们：“汝曹少长丰佚，不见百姓艰难，今使尔识有饥苦，知以节俭期物。”裴子野在《宋略》中也记了此事。但他不是记罢了事，而是借此大发议论：“善乎太祖（宋文帝庙号‘太祖’）之训也！夫侈兴于有余，俭生于不足，欲其隐约，莫若贫贱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二十四）。言为心声，从中不难看出裴子野之为官清廉，乃是有其思想基础的。

　　裴子野的品德和修养好，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和同事心胸宽大、气度恢弘方面。梁天监初，裴子野步入仕途不久，在他担任右军安成王参军时，曾兼任过廷尉正这样一个司法官职。当时的诉讼案件，必须三官署名才有效。有一次裴子野不在，同事就把他的名字签在狱牒上，报上去没有得到批准，怪罪下来，把裴子野的所有官职给免了。有人劝子野去说清楚，就会复职的，他一笑置之，不去解释，情愿为同事朋友分担责任。这次免官，使他赋闲了很长时间，但他对同事始终不抱怨恨。

　　裴子野还是一个清高自爱的人。梁代齐后，和沈约齐名、时人号为“任笔沈诗”的南朝著名文学家任昉，时任义兴太守等职，颇负盛名。有意仕途的年轻人经常出入其门下，希望得到他的引荐。任昉也是个奖掖后进、爱才如命的人，对来访者，只要有才学，堪任用，他一概向上推荐。而经他推荐的人，又都受到任用。任昉的母亲是裴子野的堂姑母，两个人是堂表兄弟，裴子野当时没有工作，却从不去拜访任昉，求其推荐，使任昉感到非常遗憾。裴子野的所作所为，在现今的某些人看来，也许会觉得他太清高、太要面子了，殊不知正是他的清高自爱，才使得别人更加尊重和佩服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