裴子野

裴子野(469—530),字几原,祖籍河东闻喜(今山西闻喜县),寓居吴兴故鄣(今浙江安吉)。南朝齐梁间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太中大夫裴松之曾孙。官至鸿胪卿。因曾祖裴松之于宋时任吴兴郡故鄣令而留寓,故宅在今安吉县境内。在朝廷任官十余年,默然静守,安贫乐道,仅起茅屋数间,妻儿常苦饥寒。晚年笃信佛教。著作甚丰,有抄合后汉事40卷、《众僧传》20卷、《方国伎图》1卷、文集20卷等。

人物生平

  幼年时期

  裴子野出生于世族家庭,曾祖裴松之,南朝宋太中大夫,曾为《三国志》作注;祖父裴骃,南齐中郎外兵参军,著有《史记集解》,都是著名史学家;父裴昭明,南齐通直散骑常侍。裴子野出生后母亲病逝,由祖母殷氏抚养。殷氏“柔明有文义,以章句授之”。不幸,在他九岁时,祖母也去逝了。裴子野悲痛万分,哀毁过人。

  少年时期

  裴子野聪颖早慧,勤奋好学,少年时代就以善于著述文章闻名。年轻时即开始步入仕途,初任南齐武陵王国左常侍,后为江夏王参军。南齐中兴二年(502年),父裴昭明去世,裴子野辞官回乡。正在这时,南齐王朝也被萧梁王朝替代了。

  青年时期

  萧梁初始,梁尚书仆射范云很赞美裴子野的文才、品行,准备上表推荐他,可惜未奏就突然去世了。当时文学家任昉颇负盛名,很多文人投靠到他门下,请求推荐仕官,唯独裴子野不愿走这条捷径,为此任昉很恼火,不在朝廷为他说好话。过了很久,裴子野才任安成王参军,兼廷尉正。廷尉是掌刑狱的机构,一次廷尉上奏一件判狱,裴子野不在场,同僚们代他签了名。谁知,梁武帝对此案很不满意,把办案的人全撤了,裴子野也在其中。有人劝他把事情真相讲明,可官复原职。裴子野笑着说:“丢官固然可惜,我岂能靠诉讼辩解当官呢?’他在家呆了很久,终无悔意。著名无神论者范缜在朝中任国子博士,与裴子野素未相逢,却很敬佩他的学识和为人,上奏请朝廷将自己的官职让给裴子野。朝廷以裴子野资历太浅为由,未予采纳。过了很久他才任尚书比部郎,仁威记室参军,后又任诸暨(今浙江诸暨)令。任职期间,以理取信于民,“百姓称悦,合境无讼。”数年后,裴子野被吏部尚书徐勉推荐为著作郎,掌修国史及起居注。后又兼中书通事舍人,掌中书诏诰,不久又迁中书侍郎。梁大通元年(527年)转鸿胪卿、领步兵校尉。中大通二年(530年),死于任上,终年六十二岁。

  中年时期

  裴子野仕官期间,忠子职守,任劳任怨,且为政清廉,是—尘不染的清官。他把朝廷的俸禄分摊给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,自己则与妻子恒苦饥寒,居住在数间茅草屋内,“唯以教海为本”。晚年信奉佛教,严守戒律,病重期间“遗命俭约,务在节制’。裴子野死后,梁武帝为之流涕,亲下诏书,称“文史足用,廉白自居。谥曰贞子”。据说过去,五品以上的官职才有谥号, 裴子野“以令望见嘉”破了先例。裴子野下葬,湘东王萧绎亲自写墓志铭,藏在墓葬中,邵陵王萧纶为他立墓志,立于墓道中,“羡道列志, 自此始焉”。子裴謇,官至通直郎。

文史足用

  宦海沉浮 几起几落

  裴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、祖父裴骃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。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,裴子野从小就对史学极感兴趣,三十岁左右,就将沈约写的史书《宋书》删撰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此书一出来,立即博得朝野上下一致赞赏,连和裴子野打过笔墨官司的沈约本人,见后也自叹不如。除《宋略》外,裴子野还有《众僧传》、《续裴氏家传》、《方国使图》等著作行世。可惜这些著作都已亡佚,未能流传下来。裴子野虽然是以史学和文学成就闻名于世,但他一生所担任的公职,绝大多数却是秘书官职。他宦海生涯三十多年,其间只到诸暨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县令,其余所担任的参军、录事参军、记室参军、左常侍、尚书比部郎、中书通事舍人、中书侍郎等,都是秘书官职。当然,裴子野的仕途并不平坦,刚开始担任公职的十几年内,宦海沉浮,几起几落,得意时少,失意时多。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,由于受到梁武帝的赏识和器重,他才得以充分显示和发挥自己的才干和作用。

  才华初露 无不叹服

  裴子野被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,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,是吏部尚书徐勉直接向皇帝推荐的。在此之前,尚书仆射范云、中书郎、国子博士范缜,也都推荐过他,范缜甚至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给他。由于裴子野官位低,资历浅,用人部门都没有同意。梁武帝对裴子野的名声虽然早有所闻,这次经徐勉推荐,也说得上是破格任用了他,但在使用上,起初却不怎么放手。后来由于裴子野在工作中显露了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干,博得梁武帝高度赏识和器重,梁武帝才对裴子野刮目相看并予以重用。

  有两件事给梁武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第一件事是裴子野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后,西北边界外有两个叫白题和滑国的小国派使者到梁朝来进贡,由于和这两个国家好几代都没有交往了,朝廷里无人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来历,甚至连是否有这两个国家都不清楚。裴子野却引经据典道:“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。服虔注云:‘白题,胡名也’。又汉定远侯击虏,八滑从之,此其后乎?”其博识如此,众人无不叹服。梁武帝于是命令裴子野撰写《方国使图》,对邻小国家广述怀来之盛,“自要服至于海表,凡二十国”。

  第二件事是梁普通七年(公元526年),梁武帝发动北伐战争,进攻北朝的魏国,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。他援笔而就,很快完成了任务。为慎重起见,梁武帝又把尚书仆射徐勉、太子詹事周舍、鸿胪卿刘之遴、中书侍郎朱异等人叫到寿光殿来,要他们认真斟酌修改这篇文稿。这些人既是朝廷大臣,又是公认的文书大手笔,他们看后,竟没有一个不说写得好的。这样,梁武帝自然放了心。他久久地注视着裴子野,深情地说:“看你的样子是这样赢弱,文章却写得如此雄壮。”接着,他又吩咐裴子野,赶快再去写一封信给北魏的宰相元叉,以晓喻大义。这时已是深夜,裴子野说天亮就可交稿。但还未动手,五更鼓声就已敲响了。而梁武帝这时又派人来催说:“赶快把稿子送去!”裴子野于是操起笔,黎明时就写好了。梁武帝读后,深为叹服。

  从此,朝廷所有的符檄文件,都由裴子野起草。

  文史足用 廉白自居

  说到裴子野学识的渊博,不能不再带上一笔。裴子野是一个著名的文人学者,因此同他交游的人,也多半是些学界名流。文人相轻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,然而当时那些博览群书,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学界名流如刘之遴、刘显、殷芸、阮孝绪、顾协、韦棱、张缵、肖劢等人,对裴子野却极其推崇和叹服。他们在一起讨论古籍时,每遇意见不合,“咸折中于子野”,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见为判定是非的标准。裴子野博识的程度,由此可想而知了。

  裴子野受到时人的推崇,当然还有别的原因。比如他文思敏捷,起草文书,倚马可待,一挥而就。还有他那简练朴实的文风,也是人们推崇的一个原因。南北朝时盛行骈文体,这种文体偏于形式,堆砌词藻,空尚浮泛,不切实际,过分讲究对仗和声律,表面上看十分华丽,读起来也琅琅上口,但很不实用。时人随波逐流,文风败浊。裴子野却不然,他作《雕虫论》,对文章的注重藻饰,表示极大的不满,主张作品应做到“劝美惩恶”、“止乎礼义”;对繁文要“删撮事要”。他不仅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他对《宋书》删繁就简,压缩成二十卷的《宋略》,是他实践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。后来他成为皇帝的秘书,起草公文也是直陈政事,不尚丽靡之词,摒弃形式主义。他写的公文虽然首尾贯通,颇具气势,深得梁武帝的赏识,但由于与当时的文风有明显的差异,因此还是招来不少人的非议,有的甚至为此而指斥诋毁他。裴子野全然不顾,坚持走自己的路,到最后,就是指斥诋毁他的人,也不得不承认公文应当这样写,于是更加敬重裴子野。

  更难得的是,裴子野的个人品德和修养,也堪称古代秘书人员的楷模。

  南北朝时期,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,是十分重要的。朝廷的事权可以说大都落在这些人身上。他们在皇帝左右,可以直接代皇帝发布诏令,有的甚至分别担任各部门的政务,尚书反须受其指导,因而“势倾天下”。裴子野在中书省工作十几年,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,后来梁武帝又很赏识器重他,说他是个大权在握的人,应不为过。但他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,从不用它来谋一己之私利。据史书上记载,他为官清正廉洁,不谋私利,从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,或请求解决什么困难。他的外祖母家里和表兄弟家里生活十分穷困,他就拿自己的俸禄接济他们。由于俸禄大都给了亲戚,自己家里的生活也就过得相当艰难。他生活俭朴,淡泊自守,终身“饭麦食蔬”,以致妻子“恒苦饥寒”。对于妻子的叫苦,他总是温言劝喻。说来更让人难以相信,他在朝廷里当这么大的官,家里却连住房都没有,后来借了两亩官地,建了几间茅屋,才得以栖身。他的孩子和侄子,对他“奉若严君”,十分敬畏。他去世前,还反复告诫子女,要“俭约,务在节制”。其高风亮节,连梁武帝都十分感动,闻其死讯而流泪,下诏即日举哀,赞誉他“文史足用,廉白自居”。

  清高自爱 堪称楷模

  像裴子野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,不要说在南北朝这样一个生活奢侈腐化,官吏贪污成风的社会里不多见,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,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,大概有三个原因。一是他信佛;二是家庭的熏陶和影响;三是他注重自我修养。

  南朝佛教流行,很多人相信“因果报应”,迷信“来生”。认为今生多受些苦难,死后就不会被打入地狱。裴子野笃信佛教,于是“持其教戒,终身饭麦食蔬”。裴子野的父亲裴昭明,是一个当官清勤、不置产业的人。据《南史》记载:裴昭明历郡皆清勤,甚贫罄。齐武帝曰:“裴昭明当罢郡(太守),还遂无宅,我不读书,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。”裴昭明自己也常对人讲:“人生何事须聚畜,一身之外亦复何须。子孙若不才,我聚彼散;若能自立,则不如一经。”故终身不置产业。俗话说,有其父,必有其子。裴子野为官清正廉洁,受其父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原因。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注重自我修养。《南史·宋本纪》载: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(公元445年),一次宴会前,宋文帝“敕诸子且勿食”,说是到时将赐给他们丰盛的肴馔。天色已晚,而“食不至”,皇子们皆面露饥色。宋文帝这才告诉他们:“汝曹少长丰佚,不见百姓艰难,今使尔识有饥苦,知以节俭期物。”裴子野在《宋略》中也记了此事。但他不是记罢了事,而是借此大发议论:“善乎太祖(宋文帝庙号‘太祖’)之训也!夫侈兴于有余,俭生于不足,欲其隐约,莫若贫贱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二十四)。言为心声,从中不难看出裴子野之为官清廉,乃是有其思想基础的。

  裴子野的品德和修养好,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和同事心胸宽大、气度恢弘方面。梁天监初,裴子野步入仕途不久,在他担任右军安成王参军时,曾兼任过廷尉正这样一个司法官职。当时的诉讼案件,必须三官署名才有效。有一次裴子野不在,同事就把他的名字签在狱牒上,报上去没有得到批准,怪罪下来,把裴子野的所有官职给免了。有人劝子野去说清楚,就会复职的,他一笑置之,不去解释,情愿为同事朋友分担责任。这次免官,使他赋闲了很长时间,但他对同事始终不抱怨恨。

  裴子野还是一个清高自爱的人。梁代齐后,和沈约齐名、时人号为“任笔沈诗”的南朝著名文学家任昉,时任义兴太守等职,颇负盛名。有意仕途的年轻人经常出入其门下,希望得到他的引荐。任昉也是个奖掖后进、爱才如命的人,对来访者,只要有才学,堪任用,他一概向上推荐。而经他推荐的人,又都受到任用。任昉的母亲是裴子野的堂姑母,两个人是堂表兄弟,裴子野当时没有工作,却从不去拜访任昉,求其推荐,使任昉感到非常遗憾。裴子野的所作所为,在现今的某些人看来,也许会觉得他太清高、太要面子了,殊不知正是他的清高自爱,才使得别人更加尊重和佩服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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