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鸿儒(1459-1519),字懋学,别号凝斋,明·南阳府(今河南省南阳县)人。少小聪慧,敏悟绝人,家贫为府书佐。书法欧、颜,作字端劲有古法。成化二十三年(1487年)中进士,授南京户部主事,出为山西提学佥事,进副使,官至户部尚书。明朝前、中期著名诗人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。
人物生平
天顺三年己卯(1459年)1岁 出生于南阳府(河南省)南阳县陆营乡孟家村(今王宅村)。
成化二年丙戌(1466年)8岁 在本村义学教师的关心和资助下入学受教。
成化十一年乙未(1473年)14岁 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。
成化十一年乙未(1475年)16岁 在参加知府段坚为选拔人材举办的由40多人参赛的“才子宴”上考取第一名,荣获“南阳才子”之盛誉。并选录前8名,其中7人留在府、州、县中当吏员,知府段坚唯将其送豫山(独山)书院深造,免缴学费并以自己的俸禄予以资助。广交了包括3位王爷在内的一大批朋友。
成化十三年丁酉(1477年)18岁 学业完成,应段坚邀请到府衙当书佐,初出茅庐即以优异的政绩受到知府段坚的青睐。
成化十四年戊戌(1478年)19岁 段坚提升为做提学副使,协助教授管理南阳的教育文化事宜。
成化十八年壬寅(1482年)23岁 按段坚的计划辞去府衙职事,与吴萍成亲后读书备考。
成化十九年癸卯(1483年)24岁 秋参加在开封举行的乡试。此乡试共录取40名(举人),考取第一名,荣获“解元公”盛名。以上都是段坚为关心和培养步入仕途而做的具体安排。时知府段坚病,乡试后回到南阳,料理知府段坚病疾。长子王可恩出世。
成化二十年甲辰(1484年)25岁 左右料理知府段坚病至卒,并放弃了会试机会。在家认真读书为参加下一届会试作准备。时鸿儒跟着段监在府衙内干了几年小吏,手中有了点积蓄,在孟家村置买了30多亩土地,雇了两名长工帮助父亲料理农活,依靠劳动所得,家里盖起了7、8间瓦房,用砖砌起了院墙,生活比较富足。
成化二十三年丁未(1487年)28岁 次子王申邑降生。参加会试,考中二甲第六名,赐进士出身,步入仕途。原定留在翰林院任检讨,但由于万安、刘吉等人的干扰被改为南京户部主事。去金坛赈灾,铲恶除暴使老百姓安居乐业,被授为户部员外朗,官职由六品升为五品。之后在淮安、风阳摧税,惩治贪官、恶霸,又著廉绩。
弘治四年辛亥(1491年)32岁 升迁为工部朗中,携夫人及二子到京城做官。在任其间对所经办的各大建筑工程精心管理、精打细算,为国家节约了大量银两,而自己两手清风,一尘不染。经常寄银两回故里孟家村,家中购买了田地建起了新房。再就是胞弟王鸿渐成亲后,许家、吕家陪嫁的东西多,藉此又盖了不少房屋,已变成了三重院落,数十间房子,特别瞩目。更重要的是由于王鸿儒、王鸿渐双双成为解元公轰动了整个南阳,故世人改称孟家村为王宅。
弘治九年丙辰(1496年)37岁 被调任为山西佥事(按察使的佐理官,四品),历任4年,其间审理、处理了大量冤案、错案,确保了一方平安。后晋升为山西提学副使,成为一省专管教育、文化的地方高级行政长官,使山西的文化教育、名胜古迹建设、戏剧等事业获得极大发展。
弘治十八年乙丑(1505年)46岁 孝宗帝卒,其儿子朱厚照(武宗)继位后宦官当道,忠良受气。
正德元年丙寅(1506年)47岁 辞官还乡。时可恩23岁,次子王申邑19岁。回乡后,适逢母病及卒,守孝3年。其间写出“凝斋笔语”留于后世。
正德四年己巳(1509年)50岁 被任命为“国子监祭酒”,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。时夫人吴萍在家照料父亲,后娶刘文娟为妾。父病及卒再次回王宅赴丧。数月后三子王协邑出生(刘文娟生)。
正德六年辛未(1511年)52岁 长子王可恩28岁,中进士,被任命为望江县承。
正德七年壬申(1512年)53岁 朝廷任命鸿儒为南京户部侍朗(尚书副职)。时次子王申邑25岁,庠生。在任3年,主要的政绩是抓好纸币印制、铜钱铸造和金融、财税、商业、外贸的执法,办了许多利国利民之事。长媳李兰君于望江生下长孙王汝愚。
正德九年甲戌(1514年)55岁 春长子王可恩31岁,调任山东宁阳当县令。
正德十年乙亥(1515年)56岁 被调入京城,担任吏部右侍朗(二品),成了朝廷要员。主持考察官吏政绩、官职任免、选贤任能、罢免冗官、惩治贪官、奏提留办事公正而有成效的官员等成绩卓著。
正德十四年己卯(1519年)60岁 被任命到南京去当户部尚书,官职提升一级,成为朝廷的一品官员。时次孙王汝鲁降生、王可恩调任池州通判。新上任之初即触及南昌宁王宸濠谋反一案,受命督军饷,父子共同上前线,历42天官军破判王。九月九日因搭背疮发,医治无效而卒。灵柩归里之日,南京10万人送行。在宛城,王爷亲率仪卫部队开道为其送终,大小轿50余顶,车辆100余乘,加上各色执事、陈设、百耍、乐人,浩浩荡荡,摆有3、4里地远,葬于王宅村东北角。朝廷谥为“文庄”。其陵园占地100多亩,内有朝臣名仕的题词数十首,墓西道旁立下马碑一座,文官到此下桥,武官到此下马。
嘉靖元年壬午(1522年)冥寿63岁 世宗朱厚熜坐朝后,令南阳知府在其陵园内重修三门、碑楼、祠堂等,建筑宏伟,金碧辉煌,极一时之盛。
文学创作
王鸿儒的散文数量颇丰。从体裁上来讲,多而杂:有“序”、“记”、“文”、“论”、“辩”、“议”、“书评”、“杂录”、“传”、“墓志铭”、“碑文”、“赞”等等;从内容上讲,有记实性的、应酬性的、学术性的、史论性的、政论性的,等等。而其中思想、艺术价值较高的当属他的“序”、“论”、“议”、“辩”类散文,它们多表达了作者对政治及史实的见解,多属政论、史论文范畴。如其《〈三公篇〉序》中,主要阐述了为臣之道:君主代表国家,国治则需君仁、君义、君正,而这一切皆需为臣者“格君心之非”,尽心辅佐君主。因此,要求为臣者不只要精心为政,且要德才兼备。文章表面上是泛论为政之道,实乃隐含对当政者乱政的不满和对时政的警告。在《读〈战国策〉》中,王鸿儒对史书中的“吴败于越,在于不听伍子胥规劝,在越国大饥时济其粮草”的论断进行了批驳,指出了吴国之败,根本在于其国内不治,民心背离。在有些文章中,王鸿儒则直接关涉时政:如《念乱论》中,论述了国家安定的重要性,呼吁世人皆应怀念乱之心,行事以礼,治国安邦。在《〈荒?政·?治盗〉议》中,作者对现实中盗贼横生深为忧虑,并提出了自己的治盗方案:招募勇者,利之以重赏以治盗;或用间谍,施以“反间计”以瓦解盗贼。在《治河私议》中,他又针对黄河为患,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案……总之,他的政论、史论性文章,皆显现了他为人臣的忧国忧民的拳拳忠心,这可作为其政绩卓著的一个说明。
王鸿儒的散文总的来说,表意明晰,务求其理;文风朴素、自然,不事雕琢、铺张——与其诗作风格是相通的。王鸿儒指责辞工而意拙的文风:“自古文士之论,多夸而少实,好骋浮辩而不稽事情。读其辞则是非利害真若指掌,考其实则背而驰焉者,往往是也。此盖其求工于文,故立意造词,务出新见而不蹈故常;其意诚奇,其辞诚工,其实则不然也。”由此可解其散文的特点。董其昌评王鸿儒诗文曰:“其诗文以自得为宗,自然为趣。其才无所不骋,而驭之以法,不为战国之纵横;其学无所不阙,而束之以裁,不为六朝之雕绘;于境无所不收,而以情附境,不为庄列之宏恢;于情无所不摹,而以礼定情,不为屈宋之怨诽。”(董其昌:《重刻〈王文庄公集〉序》。)明代黄臣引用古人语曰:“为文不关世教,虽工何益?”(黄臣:《书〈凝斋集〉后》。)显然,一方面论其创作重于世教,另一方面客观上道出了其诗文“不工”的特点,而黄臣对此加以褒扬。类如黄臣评论的还有杨衍嗣,他在《跋〈王文庄公凝斋集〉后》中说:“虽有作者,非雕绘于词采之末,则摹写于情景之间。又或猎僻以为奇,取俚以为真古,虽博而不洽词,虽华而不可适于用者,间以有焉。以之而进于朝廷,则不足以裨政治;以之而置于词林,则不足以鉴古今;以之而布于学宫,则不足以励风教。亦奚贵乎?”当然,这些评价难免囿于褒美而失于偏颇,但客观上也都反映出了王鸿儒诗文创作的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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