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玄

郑玄(公元127年~公元200年),字康成。北海郡高密县(今山东省高密市)人。东汉末年儒家学者、经学家。郑玄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,兼采今文经学。他遍注儒家经典,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,使经学进入了一个“小统一时代”。著有《天文七政论》《中侯》等书,共百万余言,世称“郑学”,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。唐贞观年间,列郑玄于二十二“先师”之列,配享孔庙。宋代时被追封为高密伯。后人建有郑公祠以纪念。

人物生平

  早而聪敏

  郑玄出生时,郑氏家族已经败落,他的祖父郑明、父亲郑谨,都没有出仕,只在乡间务农,家中生活比较贫寒。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,到八九岁时就精通算术。十二三岁时,就能诵读和讲述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这儒家“五经”了。同时,郑玄还喜欢钻研天文学,并掌握了 “占候”、“风角”、“隐术”等一些以气象、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。

  郑玄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。不尚虚荣,天性务实,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。十一二岁的时候,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,当时客人很多,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,打扮得焕然一新,一个个言语清爽,夸夸其谈,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。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,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。其母见状,感到面上无光,便暗地督促他出头露面,显露点才华,表现点阔绰和神气。郑玄却不以为然,说这些庸俗的场面 “非我所志,不在所愿也”(引文见《太平广记》卷215引《郑玄别传》)。

  郑玄十六岁的时候,不但精通儒家经典,详熟古代典制,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,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,被大家称为神童。

  折节向学

  郑玄虽然立志于潜心钻研经学,并已具有了一定的经学造诣,但由于家境贫寒,生活困苦,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了,父母兄弟迫于生计问题,也都不允许他再不事产业而长年读书了。在十八岁那年,他不得不出仕,充任乡啬夫之职。

  郑玄不安于乡吏的工作,不愿为吏以谋生,一心向往研究学术。因此,他在做乡吏的同时,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,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,而到学校中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。他的父亲对此极为反对,并一再督责和训斥他。但父、兄的反对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,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。到二十一岁时,已经博览群书,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,并精于历数图纬之学,兼精算术。

  当时的名士杜密任太山太守、北海相,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,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,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。从此,郑玄便结束了乡吏生涯。到了北海郡不久,郑玄又辞去吏职,入太学授业。他的老师第五元先,是当时京兆平陵(今陕西长安)的大姓,曾任兖州刺史,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经学博士。郑玄从师第五元先,先后学了《京氏易》《公羊春秋》《三统历》《九章算术》等,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。其中《京氏易》是西汉京房写的,《公羊春秋》是战国公羊高传述、西汉初成书的,这两部书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。《三统历》是西汉刘歆写的历法,《九章算术》则传说是西周周公著的,这两部书都属历数之学的重要著述。此后十年左右,皆为郑玄折节求学的时代。

  他师事第五元先后,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了《周官》《礼记》《左氏春秋》《韩诗》《古文尚书》等书,其中除《礼记》和《韩诗》外,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。郑玄向第五元先和张恭祖学习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重要经籍后,尚不以此为满足,又从陈球受业,学习了《律令》。在此期间,他还以明经学、表节操为目的,游学于幽、并、兖、豫各州,遍访名儒,转益多师,虚心向他们学习,共同探讨学术问题。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不辞劳苦,孜孜求道,郑玄的青年时代,就是这样匆忙而充实地过去了。到了而立之年后,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。他的学问在山东(指崤山或华山以东)已经可以说首屈一指、无出其右者了。

  游学关西

  郑玄虽然已经学富五车,但他自己却毫不满足。当他感到关东(指函谷关以东)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了的时候,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,离开故国,千里迢迢西入关中,拜扶风人马融为师,以求进一步深造。马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,学问十分渊博。他遍注儒家经典,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的境地。他的门徒上千,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,其中优秀者亦达五十人以上。

  马融为人比较骄贵和讲究,虽然门徒众多,但他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,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转相授业。郑玄投学门下后,三年不为马融所看重,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,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。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,仍旧日夜寻究诵习,毫无怠倦。有一次,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问题,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。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,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。郑玄当场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,使马融与在场的弟子们都惊服不已,马融对卢植说:“我和你都不如他呀!”自此以后,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,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,对于篇籍的奥旨寻微探幽,无不精研,终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

 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七年,因父母年迈需要归养,就向马融告辞返回山东故里。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,甚至会超过自己,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:“郑生今去,吾道东矣!”意思是说,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,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。

  隐修经业

  从马融那里学成回乡后,郑玄已经四十多岁了,这时他已成为全国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,于百家之学无所不通。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,拜他为师,听他讲学。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,便“客耕东莱”,一面种田维持生计,一面教授门徒。

  汉灵帝建宁元年(公元168年),朝廷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,凡“党人”及其门生、故吏、父子、兄弟现居官位者,一概免职禁锢,发生了第二次“党锢之祸”。郑玄曾为杜密故吏,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,所以也被视为党人,于建宁四年(公元171年)和同郡人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。

  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《京氏易》《公羊春秋》,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。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《周官》《左氏春秋》《古文尚书》,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。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,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。

  总的看,郑玄倾向于古文经学。但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、家法那一套,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,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,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个今文经学家的解释。即以古文为主,兼采今文,择善而从。

  郑玄从四十五岁被禁锢,到了五十八岁才蒙赦令,前后长达十四年。在此期间,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,注释与著书“几百余万言”,创立了“郑学”,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贡献。郑学”逐渐成为“天下所宗”的儒学。例如,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《易》流行,而今文经的施、孟、梁邱三家《易》便废止了;郑注《古文尚书》流传,而今文经的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《尚书》便散失了;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《毛诗》,而今文经的齐、鲁、韩三家的《诗》也就不显了。郑学的出现,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,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“统一时代”(皮锡瑞语,见《经学历史》)。

  守节不仕

  黄巾起义爆发后,朝廷被迫大赦党人。解除党禁后,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,于是争相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。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,羞与外戚阉寺为伍,绝不愿涉足仕途,乃屡拒征辟,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学术工作。

  中平二年(公元185年),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,首先征辟郑玄入朝为官。州郡官吏胁迫起行,郑玄不得已,只好入朝去见何进。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,对郑玄礼敬有加,设几、杖之礼以待之。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,拒不穿朝服,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。仅隔了一夜,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。

  灵帝中平四年(公元187年),三府(太尉、司空、司徒)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,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。第二年,郑玄与荀爽、申屠蟠、襄楷、韩融、陈纪等十四人并被征为博士,他因父丧而未去。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,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。

  中平六年(公元189年),灵帝死,少帝刘辩继位,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,迁都长安。这时,公卿们又举郑玄任赵王刘乾的国相,但因战乱道路不通,仍没有受召。郑玄屡拒征辟,其间除避乱于徐州外,大多在家乡隐居,聚徒讲学,专心经术,著书立说。他的弟子遍于天下,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,如赵商、崔琰、公孙方、王基、国渊、郗虑等即为著名者。他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,为一时之盛。

  汉献帝初平二年(公元191年),黄巾军攻占青州,郑玄只得逃到徐州避乱。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,境内比较安定,他听得郑玄到来,极为欢迎,以师友之礼相接待。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,很少出头露面,仍然夜以继日、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,注释《孝经》。

 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、六年,当时孔融为北海相,对郑玄特别尊崇,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,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。

  建安元年(公元196年),郑玄从徐州返回高密。据《后汉书》本传记载,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,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:“见玄皆拜,相约不敢入县境”。历史记载黄巾军尊重士人,正是因为如此,郑玄才能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。据《后汉纪·献纪》,高密一县,竟未受黄巾抄掠。

  回到高密后,孔融待之甚厚,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,不得直呼其名。这样,郑玄在七十岁时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,他老当益壮,仍终日精研经典,博稽六艺,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。可就在这一年,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,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。他只有一个儿子,名叫郑益恩,二十三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。

  此年春夏之间,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,围孔融于都昌(今山东昌邑),情势万分紧急。郑益恩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,结果反被围杀,时年仅二十七岁。郑益恩死后,有遗腹子,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,取名叫小同。

  建安二年(公元197年),袁绍为大将军,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。一次他大宴宾客,郑玄应邀出席,在席上对一些所谓“豪俊”的提问进行了答对,语惊四座,使宾客无不折服。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,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,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,都予以婉拒。

  建安三年(公元198年),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,位列九卿,给安车一乘,所过郡县长吏送迎。郑玄在家拜受后,便乘安车至许昌,但马上又借口有病,请求告老还乡。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,但已经拜受此命,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(但经学注疏中的郑司农多指东汉初年学者郑众)。

  颠沛流离

  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,郑玄已经七十四岁了,饱经沧桑,身体常觉不适。这年春天,他梦见孔子对他说:“起、起,今年岁在辰,来年岁在巳”(《后汉书》本传)。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,即龙年,而来年是辛巳年,也就是蛇年,旧说龙、蛇之年对圣贤不利。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,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。这一年,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(今河南中牟县东北)会战。袁绍为壮声势,争取民心和士望,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,郑玄无奈,只好抱病而行。走到元城(今河北大名县境),病势加重,不能再走了,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。病重和临危之时,他还在注释《周易》。

  郑玄死时正处于天下大战乱之际,所以葬礼从简,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缞绖(披麻戴孝)送葬。最初葬于剧东(今山东青州境内),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五十里刘宗山下的厉阜。而今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。距此不远,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“郑公乡”。

  郑玄的学生们为纪念恩师的教诲,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《郑志》,共有8篇。

主要影响

  经学

  郑学

  主词条:郑学

  郑玄曾跟随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,后来外出游学十多年,把握经书的源流,辨析学术,考溯源流,花费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,条贯篇目,确定编排。为此,他搜求各家学说,仔细考订异同,进行归纳和判断,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。注疏有《毛诗》《周易》《论语》等儒学经典。家藏经籍逾万卷,多以儒家经籍为主。但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称其“所好群书,率皆腐敝”。郑玄囊括大典,综合百家,遍注群经,将今、古文界限打破,达到了经学的融合与统一。郑玄所注经书,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,被称为“郑学”,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 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,至今保存完整的,有《周礼注》《仪礼注》《礼记注》,合称《三礼注》,还有《毛诗传笺》。失传后,经后人辑佚而部分保存下来的,有《周易注》《古文尚书注》《孝经注》《论语注》。此外,他还曾注《春秋左氏传》,未成,送予学者服虔,遂有《春秋服氏注》。

  郑玄遍注群经,远远不止这些。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,郑玄的著述共约有60种之多。郑玄在《戒子益恩书》中说,他致力于经学,是为了“述先圣之玄意,思整百家之不齐”。即是说,他的目的在于阐述儒家思想,使之发扬光大。郑玄注经的成就是相当高的,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。

  注释三礼

  郑玄最大的功绩是编辑、注释了“三礼”。汉代《礼经》只凭师授而无注解,马融也只注了《丧服》经、传,“三礼”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、卢植提出来的,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的。《礼记》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,也始自郑玄。“三礼”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,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,但其中很多记载我们是很难直接从原文弄清楚的,所以郑注是不可或缺的。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“三礼”的内容方面,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,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,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,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。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依据的,而今已大多亡佚,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,这也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。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,广洽精详,兼采异说,若能详加条分缕析,弄清其源流,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,亦将大有裨益。郑玄对礼义的阐发,也有助于今人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。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等等,都离不开郑注。尤其是现今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以下的文物,郑玄的《三礼注》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。总的来看,郑玄遍注群经,而对“三礼”用力最深,取得的成就也最高。其《三礼注》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,孔颖达甚至说“礼是郑学”,这无异说礼是郑学的精髓和主干。自古以来研究郑玄礼学的著作浩如烟海,并分为“中郑”、“驳郑”两派,这正说明郑玄礼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。

  现存的《毛诗笺》也是郑注中的力作。笺与注释不同,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。郑笺以《毛诗故训传》为主,《毛诗》讲的简略之处,便加以补充,有不同的见解,则另加标明,即“若有不同,便下己意”(郑玄语),实际上也是融会今古经,兼采三家诗说。《诗经》在史学上与文学上都属极重要的一部经典,但由于时代久远,其中许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易理解了。若要真正读懂它,非借助前人的注释不可,而郑笺正是最好的古注本,是《诗经》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。郑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,简括地说,一是对《诗》义的理解较为深刻和符合原意;二是花大力气点明诗的象征特性,突现诗的文学意味;三是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汉人传诗有齐。鲁、韩、毛四家,但前三家诗相继亡佚,《毛诗》在魏晋以后盛行,郑玄作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。郑玄所注群经,经过长时期的流传,如今保存在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,尚存四部,那就是《毛诗笺》与《三礼注》。在《十三经注疏》中,也以这四部注最为渊博详明,明显优于其他各家。宋人刘克庄有《杂咏一百首·郑司农》称赞《毛诗笺》说:“新笺传后学,古诗在先儒。不拟狂年少,灯前骂老奴。”宋人尊郑玄者不多,但《毛诗笺》的成就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。

  郑玄注《易》,用的是费氏古文,他把象、彖与经文合在一起,并在其前面加上“象曰”、“彖曰”字样,以与经文相区分。郑氏易学兼采义理、象数之说。在象数学方面,除用互卦、消息等方法外,还力主五行生成说与交辰说。在义理方面,多采三礼的观点,据礼以证易道广大,凡涉及嫁娶、祭把、朝聘等项,所注皆与礼经所说相合,这一特点与后来易学义理派的治易特点相通。郑玄所注古文费氏《易》流行,今文经的施、孟、梁邱三家《易》便废止了,后世王弼、韩康伯注《易》都用郑玄本,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即采用王、韩注本,通行至今。

  郑玄所注《尚书》用的是古文,但与马融不同,也兼采今文。郑注的《古文尚书》流行,“今文经的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《尚书》”便散失了。至于《春秋》,郑玄本“欲注《春秋传》”,后因与服虔观点多相同,故未成之,但著有驳难公羊家何休的《发<墨守>》《针<膏盲>》《起<废疾>》,表明其扬左氏抑公羊的态度。郑学于魏晋南北朝时极受重视。这也是以后《左传》大兴的一个原因。

  郑玄还注释过汉代律令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记载,秦汉旧律诸儒章句十有余家,魏明帝曾下诏但用郑氏章句,不得采用余家。郑玄还注过《孝经》与《论语》,都有较大影响。至于他注释纬书,并用纬书解经,无论对纬书本身,还是对经今文学、古文学、训诂学,也都是有贡献的。

  总之,郑玄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“郑学”,破除了过去今、古文经学的家法,初步统一了今、古文经学,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,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  总的看,郑玄以其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,是一位空前的经学大师。从唐代起,其所注的《诗》《三礼》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,收入九经。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,长期作为官方教材,是古经典的权威注本。

  教育

  论教原则

  郑玄遵循儒家经籍中的一贯思想,力主尊师。他指出:尊尊师以教民,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 (《礼记正义》卷二十二)。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:言告师氏,言告言归。毛传:言,我也。郑玄笺:重言我者,尊重师教也 (《毛诗正义》卷一)。

  郑玄将尊师与重道联系在一起,这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。例如:《学记》 大学之礼,虽诏于天子无北面,所以尊师也。郑玄注:尊师重道焉,不使处臣位也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六)。《曲礼》:请业则起,请益则起。郑玄注:尊师重道也 (《礼记正义》卷二)。

  《曲礼》:礼闻来学,不闻往教。这本是尊师之礼,郑玄也将其概括为尊道艺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一)。由此可见,在郑玄看来,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。这是由于教师是道德和学术的代表者。马融曾说:师者,教人以事以谕诸德也 (《通典》卷五十三),郑玄继承了这一师说。也指出:师,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(《周礼注疏》卷九),这种以重道的角度来看待尊师的意义的态度,比起单纯将师与天、地、君、亲来作比附的态度要积极得多。

  郑玄认为,在教学过程中,教师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。他指出:师说之明,则弟子好述之,教者言非,则学者失问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六),这不仅反映了汉代经师具有巨大的权威性,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。

  教师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,所以郑玄说:师善则善。他将教师本身的品德、学识以及教学态度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。郑玄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
  第一,教师必须行以正直,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。郑玄说:小未有所知,常示以正物,以正教之,无诳欺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一),这种 以正教之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,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。

  第二,教师必须精通学业。郑玄批评那些自不晓经之义,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,多其难问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六)的教师,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,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,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?所以《学记》说:记问之学,不足以为人师。郑玄注:此或时师不必解,或学者所未能问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六)。总之,只知照本宣科,死诵经文,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。

  第三,教师必须积极施教。虽然教师有不往教及不复告的戒律,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。首先,在教育对象上,郑玄认为人虚己自洁而来,当与其进之 (《郑氏逸书·论语注》卷四)。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,就应该予以促进,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。其次,在教学过程中,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,但他也认为学者既开其端意,进而复问,乃极说之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六),而反对师肩所隐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六)的作法,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。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,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。

  第四,教师应该不断深造。按郑玄的话说,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见己道之所未达 (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六)。虽然是教诲别人,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自反,即求诸己的目的;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,但也要能自强,即自己也修业不敢倦。也就是说,教师既应是教育者,又应是受教育者。总之,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,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。

 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。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,集汉代经学之大成,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发,其涉及面之广要超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。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,尽管有依附于经籍,失于支离的弱点,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圣人之道的古代,却有着超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。

  教育学生

  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称“玄自游学,十余年乃归乡里。家贫,客耕东莱,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”。 [10]  又记其六十岁时,“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”。 [10]  由此可见,郑玄当时私门讲学,极一时之盛。

  其弟子众多,几遍全国各地,见载于《郑志》《郑记》与史传者,著名的就有河内赵商、清河崔琰、清河王经、乐安国渊、乐安任嘏、北海张逸、鲁国刘琰、汝南程秉、北海孙乾、山阳郗虑、南阳许慈等等。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,有的成了著名的学者,《后汉书》本传说:“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,东莱王基、清河崔琰著名于世。又乐安国渊、任嘏,时并童幼,玄称渊为国器,嘏有道德,其余亦多所鉴拔,皆如其言。”郑玄有知人之能,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他的门下,也都能确有所得。

  人称郑玄“著书满家,从学数万”(《经学史》)恐怕不是虚言,他的弟子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。据后人辑佚的《郑志》和《郑记》记载,郑玄在进行教学时,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,师徒们锲而不舍,切磋琢磨,治学态度十分严谨。

  《食旧堂丛书》中《论语郑注》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:《论语》评《诗经》有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的话,郑玄注曰:“乐得淑女,以为君子之好仇,不为淫其色也。寤寐思之,哀世夫妇之道。不得此人,不为减伤其爱也。”但是,郑玄在给《毛序》是以“《关睢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,爱在进贤,不淫其色,哀窈窕,思贤才,而无伤善之心焉”作笺时却说:“哀盖字之误也,当为‘衷’,衷谓中心恕之,无伤善之心,谓好逑也。”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:注《论语》以“哀”释之,注《毛序》又解作“衷”字之误,为何前后不一致呢?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,他回答说:“《论语注》人间行久,义或宜然,故不复定,以遗后说。”就是说,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,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,以免贻害后人。博闻、阙疑,慎言其余,郑玄不仅治学如此,也教育学生要如此。

  《食旧堂丛书·郑志》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,是由《诗·商颂·长发》的序文引起的。《毛序》说:“《长发》,大禘也。”郑玄笺曰:“大禘,郊祭天也。……”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,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,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:“探意太过,得无诬乎!”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:“天下之事,以前验后,其不合者,何可悉情?是故,悉信亦非,不信亦非。”从这些师徒间切磋时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,郑玄教育学生是很注意问难式、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,这是对孔子的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。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,又促进了其学说的传播,终得大行于世。

  思想

  郑玄存在神学思想,认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,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。如其《尚书五行传注》说:天生五材,民并用之。其政道则神怒,神怒则材失性,不为民用。其它变异皆属珍,珍亦神怒,凡神怒者,日月五星即见适于天矣。一事失,则逆人之心,人心道则怨,木、金、水、火、土气为之伤,伤则冲胜来乘珍之,于是神怒、人怨将为祸乱。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……

  这种天人感应的谴告说,不外乎宣扬君权神授,神化君主。他还进一步认为,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,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、符瑞以示隆兴;反之,若君主过失,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。由此进一步推论,则人的生死、贵贱、贫富、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,所以应该恭顺天命,服从封建统治。另一方面,他还神化阴阳、五行,用阴阳气的盛衰解说事物的变化,以君子属阳,小人属阴,社会之所以乱,乃是阴气过盛即小人当道的结果。所有这些,都是成体系的,并非偶然的提及。当然,这些思想并未超出汉代“天人合一”唯心论思想的范畴,很少有郑玄个人的发明。但他遍注群经,将这些思想融于对经文的解释之中,而且其中又进行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,这就将唯心主义神学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了。总的看,郑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进步的,但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,因为它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对自己命运的信心,只要按照天意——实际是某种客观规律——办事,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结果。

  郑玄的政治思想。与其神学哲学观相联系,郑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统的,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,符合天意的,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,反对地方割据势力。从这一点出发,他极力宣扬忠君思想,强调地方服从中央,地方要以“顺道”来事奉君主。他认为,人臣为君而死就是尽忠,是义、勇兼备的行为;而正直、刚克、柔克三德,为人臣者必须具备其一。应该说,郑玄对汉室是忠心的,对军阀割据是痛心的,他在注释群经时总是神化君主,要求地方诸侯服从君主,把封国的财富贡献给天子。他注《周易》与《周礼》,常常寄托自己君贤臣忠的政治理想,而在笺注《毛诗》中,又寄托自己感伤时事之情,这也说明他向往从前、反对现实乱世的态度。另一方面,他还积极宣传孝道,用孝道来为忠君思想眼务。要求人们像事奉父母一样事奉君主,像尊重长兄一样尊重各级封建统治者。总的看,郑玄是一位笃信儒家思想的正统学者,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,应当是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,严守等级秩序,使政治稳定,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所有这些,当然也没有多少郑玄个人的东西,而是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熏陶而形成的。但郑玄遍诠群经,已把这些政治思想说成是经典的本义和万古永恒的常则,这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传播,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  校雠学

  郑玄注经,不仅兼录异文,考订疑误,而且致力于考镜源流,厘析篇帙。所以,精擅于校雠学的清人段玉裁,曾在《经义杂记序》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。今人张舜徽先生著有《郑氏校雠学发微》,认为郑玄的校雠学成就表现在如下12个方面:一是辨章六艺,即明辨六经之体用;二是注述旧典,理查群书;三是条理礼书,使之部秩井然;四是叙次篇目,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创见;五是广罗异本,比较异同,细心雠对;六是择善而从,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;七是博综众说,舍短取长,不以先入者为主;八是求同存异,自申己见;九是考辨遗编,审定真伪;十是校正错简;十一是补脱订伪;十二是审音定字。

  凡此种种,已大抵涉及到了校雠学的各个方面,后世有志于以整理古籍为务者,皆以郑玄所为作为楷式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古籍浩如烟海,整理古籍是研究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必需,而校雠之学,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门专业学问。郑玄的校雠学成就,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校雠学的内容,其功实不可没。

  训诂学

  中国训诂学的起源甚早,而训诂学的成熟发展,则在汉代。汉人的训诂学成就,又以郑玄为最。所谓训诂学,也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,郑玄遍注群经,其内容几乎包括了后世训诂学所涉及的全部:包括释词、释句旨、说语源、说通假、注音读、说修辞、说制度、解名物、释方言、校勘文字、分析语法等等。而郑玄所采用的训诂方式,如直训、义界、推因等方法及传统的义训、形训、声训等,亦已相当完备。郑玄注经所用的训诂术语也相当丰富,如:犹,者…也…,所以一也,谓,谓一也,喻,亦,言,…貌,…之辞,…曰…,…为…,谓之,发声,若,之属,所以,之言,属,然,声误,假借,之谓,语助,…之声,当作,当为,今文,故书,古今字,古文,互言,音,读,读若,读如,之言,读曰,读为,读当为,或作等等,皆为后世所沿用,其体例十分严密。总的看来,郑注群经为后世之训诂学起到了导源的作用,大有发几起例之功,实为中国训诂学之起源。

  音韵学

  郑玄对古音韵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郑玄有探索古音的创始之功: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了“声类”和“音类”,并注意发挥其在注释中的作用。  并分析了“声类”和“音类”的不同点:大抵发音部位相同的叫做“声类”,收音部位相同的叫做“音类”,凡是“声类”、“音类”相同或相近的字,其义必相同或相近。这在音韵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。

  词汇学

  郑玄对词汇学的发展有杰出贡献。在词汇学方面,郑玄总结和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,在注经过程中对词的诸多义项和用法进行全面训释,从而巩固了先秦以来词义发展的成果。春秋战国时文化空前繁荣,经典史籍所用之词达到了极大丰富,但是作为词的记录的单字,数量却并未增加多少,词汇的丰富性主要是通过一词多义表现出来的,即是说,词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引申义与假借义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主要在于明辨字的本义,正本清源,功绩巨大,但很少涉及引申、假借问题。郑玄则重在阐述词的引申义与假借义,并揭示出了一些客观规律。

轶事典故

  郑君草

  相传郑玄酷爱车前草,因此车前草又以郑玄命名,被称为郑君草。

  精通术数

  郑玄对术数之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,成名很早。据《郑玄别传》记载,郑玄十七岁时,有一天正在家读书,忽见刮起了大风,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方术来推算,预测到某日、某时、某地将要发生火灾。于是,他立即到县府去报告,让政府早做准备。到了某日某时,某地果然发生了火灾,但由于早有准备,并没酿成大害。这件事不胫而走,郑玄又被当地视为“异人”。

  化险为夷

  郑玄曾拜马融为师,学习算学,三年没有见到马融的面。马融只是让他的一个学得较好的学生教郑玄而已。一次,马融计算浑天算的不符合,问他的弟子们,没有一个能算出来的。有个弟子说郑玄能算。马融立即将郑玄召来让他计算,一转眼的工夫就算出来了,大家都既感到吃惊又佩服。马融感叹地说:“诗书礼乐,郑玄都精通啦!”心中暗暗产生杀机。等到郑玄学业学成后辞别老师回归故里时,郑玄怀疑有人追赶他。于是坐在一座桥的下面,将穿着脚上的木屐放在水面上。马融果然用“式”这种卜具推算出他离去的方位,带领人去追杀郑玄。看见郑玄后,对跟他一起来追杀郑玄的人说:“郑玄在土下水上而依靠着木(按:木屐代木。古人认为要在土下水上,既是棺木),这回他必定得死。”于是不杀郑玄,转身离去。郑玄方才免于一死。

  沉默寡言

  郑玄长到八九岁时就能用筹码进行乘除法的运算。十一二岁随母亲回到家里,正逢腊月宴会。同席的十多个人,个个衣着华美,能说会道,唯独郑玄神情漠然,一言不发。母亲暗中几次督促郑玄,让他也跟同席人说说话。郑玄说:“说话闲聊练嘴皮子,这不是我的志向。”

  侍婢博学

  郑玄家中的侍婢都颇为通晓《毛诗》。一位婢女曾因违逆郑玄,被他惩罚长跪在台阶前。另一位婢女开玩笑对她说:“‘胡为乎泥中(引自《诗经· 邶风·式微》,意为为什么跪在地上)?’”这个婢女回答:“‘薄言往愬,逢彼之怒(引自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》,意为向他报告事情,正赶上他发怒)’”。

  梦示可学

  郑玄跟老师马融学习,三年没有学到什么。后来,马融让他回去。一日,郑玄在树荫下和衣小睡,梦见一个人用刀划开他的心,对他说:“你是完全可以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人!”郑玄睡醒后立即返回,不久就把所有的典籍弄懂弄通了。

  攻驳何休

  与郑玄同时代的今文经学大师何休用十七年的时间写成了《公羊春秋解诂》一书,对《公羊》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。从他的《公羊墨守》《左氏膏肓》《谷梁废疾》三文中可见,他认为《春秋》三传中只有《公羊》义理深远,像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。而《左氏》与《谷梁》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,根本不值得研究。

 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,著《发墨守》《针膏肓》《起废疾》以驳斥之。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,《公羊》并非十全十美。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,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:“康成入吾室,操吾矛,以伐我乎!” 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,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。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,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。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“学海”,而称郑玄为“经神”,郑的声望远超过何。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,他的徒党通于天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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